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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年后至今，林林总总的各色禁令密集推出。行政“禁令”频出，源于法律执行不彰。因而民间才有所谓“白头（法律）不如红头（文件），红头不如口头（领导指示）”的说法。以“禁令”为代表的“红头文件”，看似义正辞严，具体且规范，实则观赏性远远大于实用性。若要讲“法治”，它没有法律来得权威；若要讲“人治”，它比不上领导的权力。不同内容的“禁令”，大抵都逃不过在无数次重复之后被遗忘的命运。
从法治的角度看严禁机关干部“八小时以外过度消遣娱乐”，实则是一“过度”的规定。八小时之外的机关干部也是公民，也有权选择自己的娱乐方式。娱乐是否“过度”，因人而异，纪检部门又该如何去打造一把能够精确计算“适度”或是“过度”的量尺？
当然，以时下政风党风来看，机关干部在八小时外做出些有违职业道德，甚至是有违法纪的事来，常有所闻，也确实需要整治。但遏制机关干部中的“玩风”、“淫风”甚至“腐败之风”，首先应该依法而为。约束机关干部行为的规范性文件，于法律层面有《公务员法》，于行政法规层面，有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。八小时外更有社会治安和刑事法律管着。此几项法律、法规若能得到切实执行，何愁党风政风不走向清明与端正。热了禁令，冷了法令，典型的本末倒置。
超越法律范围之外的“禁令”还可能在行政领域带来另一个弊端，那就是沦为打击报复甚至挟私整人的工具。模糊的“禁令”需要解释，谁拥有了最终解释权，谁就拥有了打击异已的武器—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。凌驾法律之上的“禁令”层出不穷，“禁令”因人而变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以乐山的例子来说，不排除当地纪检部门推出这一针对“过度娱乐”的“禁令”，只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改善机关作风。但这种在行政层面试图挽回官员形象的地方举措，却凸显出了法治领域的一个普遍问题——禁令能够架空法律，领导的指示、解释、要求也能随时架空禁令。不反思法律为何得不到执行，不从完善执法责任上下工夫，“严禁”就只能走向“言禁”。
著名学者唐逸先生在一篇谈“禁令”的文章中曾回忆说，某教授参加完一个学术会议后，跑到洗手间，那里极尽豪华之能事，却偏偏没有烘干或擦手设备，只在昂贵的窗帘旁边贴了个条子：“禁止用窗帘擦手。”于是教授们只好用窗帘擦手了——这天底下的“禁令”，大抵都是如此。
当年耶和华造出亚当和夏娃之后，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。一道可能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禁令随之而出：那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们不能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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